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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博物馆藏纪晓岚款绿端砚辨伪

《收藏·拍卖》8月刊 吴笠谷2013-01-17 14:21:13     点击量: 字体:

首都博物馆藏纪晓岚款绿端砚辨伪

文、图:吴笠谷(古砚收藏家、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副会长)
 

因为多些年来“清宫戏”兴盛的原故,清代名学者纪晓岚在今天很是风光一时。纪晓岚在清代的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,是因为他任过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,而纪晓岚在砚史也很有名,因为他喜欢藏砚,不仅藏砚多,而且还喜欢在砚上题上铭文,有藏砚的拓本集《阅微草堂砚谱》传世。

因为藏砚多,而且年代也不算太长,今天馆藏和私人收藏的传世纪晓岚藏砚真品还有一些,据统计曾收入《阅微草堂砚谱》的就有十方左右。今天最著名的“纪晓岚砚”,应该首推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“纪晓岚绿端砚”。这方砚颜色碧绿,长方形,一字式墨池,砚四侧及背覆手内浅刻云水蚊龙。砚额刻铭文“端溪绿石上品,晓岚”。背斜抄覆手圈边,右刻“嘉庆壬戍长至日记”,左刻“观奕道人审定宋砚”。字俱隶书。

此砚之所以大名鼎鼎,屡屡见刊,论者纷说,除沾纪晓岚的光外,与当代大人物康生关涉很大也是个重要因素。这方砚曾归康氏收藏,康氏且用“一张大字报”式笔法墨书雄铭一则题于砚堂内。

铭云: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,还刊行《归云砚谱》,其实他对砚,连基本常识也没有。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,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,他不知端石为何物,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。康生。一九七零年二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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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砚自从在1991年北京“首届名砚博览会”上展出后,开始为世人所悉知,与一同展出的首都博物馆另一方藏砚“林彪砚”,因为“来历特殊”,一起成为焦点。又因为“清宫戏热”、“纪晓岚热”及纪、康两人都是玩砚名人的身份,更因为石材的“洮、端之争”、“纪、康之争”的缘故,就在藏砚界的影响而言,“康生砚”(或者说“纪晓岚砚”)的风头更盖过了“林彪砚”。

近些年先后出版的《首都博物馆藏名砚》等砚谱及论砚杂说,大都将此砚看作“纪晓岚真品”来刊登介绍。实际上这方砚大有问题:首先,材质到底是端是洮?康生用“大批判”式笔法将纪氏痛斥一气,奈何纪氏已是一个仙去一个半世纪的“死老虎”,有口难自辩。对康氏“批纪”之说,今人各说各话,指端说洮,莫衷一是。只从砚的照片看,此砚绿洮、绿端都有可能,难以确定。但细审,则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因为洮河石多有水波纹等石品,而且石筋等杂质也不少,纯净无疵者少之又少。此砚有一定体积,何以未见一丝石纹石筋?而绿端本来就以质地纯净,少有杂纹、杂质见长,而且绿端石色常有绿地间杂少许黄色,类似紫端的杂质“黄龙”,与砚背右上的小块黄色相似。又,洮河石产于大西北甘肃省的甘南僻乡,交通不便,今日流通且有局限,古人更不易得;而端州元明以后开化较快,绿端贮量又很丰富,得之不难。而砚铭本身就题着是“端溪绿石”,虽然有可能是题铭者的误识,但更可能是题铭者因为知道此石的来历而题。从上述几点看,砚应该偏于绿端。

为解开此砚材质之谜,笔者曾专程去首都博物馆看过此砚实物,结果可以说是一目了然。以笔者个人多年来所见、所刻过不少绿端石、绿洮石所获的心得来看,可确定此砚是绿端无疑!

另外一个关健性的问题是,康氏本人及今日“倒康派”或“倒纪派”多各执一词于砚的材质是洮还是端,对砚本身“真纪”、“赝纪”却怀疑的不多。而真相恰恰在于,砚上的“纪晓岚铭文”本身全然不干纪晓岚丝毫闲事。

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,古砚为铭也常用这个方法。纪晓岚遗砚多已收《阅微草堂砚谱》,部分没有收入的,除了为友人题砚之作外,砚铭也多载入《纪晓岚文集》。故托名纪晓岚的赝铭砚,相对其它赝品名人砚更容易辨识,按《阅微草堂砚谱》、《纪晓岚文集》这两个“图”“索骥”即可。捡《阅微草堂砚谱》比对,砚铭确实有出处。砚额所题“端溪绿石上品”,当是择用谱中“绿琼砚”铭文首句“端溪绿石,砚谱不以为上品”而成。铭文的书法,怀疑是从同砚另外一侧隶书铭文中的“绿石之支”云云所拼凑而成。更致命的是,砚背的铭文,竟然恰好与谱中一方缺角长方形素池小砚砚背的铭文相同;只不过最末一字有异,原铭作“识”字,绿端为“记”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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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端铭文的字体书法,初看有些与《阅微草堂砚谱》中纪晓岚砚铭的风格类似,但将它与谱中缺角小砚比勘,就现了原形:谱中砚隶书,宽博厚重;绿端砚铭字,纤弱拘谨,有其形而无其神。

一铭两刻的情况也偶而有之,甚至还有乾隆“仿古六砚”的一铭多砚。纪晓岚也有一铭刻于两砚的,如《阅微草堂砚谱》中的《井阑砚铭》、《竹节砚铭》,因为原来题铭之砚被人要去,纪氏后又复刻前铭于另外一砚(匣)上。但首都博物馆绿端砚,不仅简单重复题铭于同一天,而且书法优劣又如此明显,伪品可知。又者,首博绿端砚背面铭文,日期与名字款顺序相悖,属故意所作的错位“移植”,这也是一个伪品的证据。因为落款行文,一般常见的都是先署年月日,后署字号、姓名。砚背两边铭文,从格式看,上款为“嘉庆壬戍长至日记”,下款为“观奕道人审定宋砚”。上款最后的一个“记”字,通常用于下款作为结尾。古人也有自左向右写字的,如文人题摩崖刻石等,只是偶尔有之;民间野刻也有此种形式,如宋元时期的民间砚,记事类的铭文就偶尔见有这种,但都属于极其少见的特例,并不是常见的格式。《阅微草堂砚谱》所收入的各砚,没有一例是自左向右写的,可知纪晓岚并没有这个标新立异的习惯。退一步说,就算纪晓岚偶尔有自左向右写字的习惯,也绝没有同一天所题铭文全同的两砚,题款格式却又全然相反的道理!再者,砚背年款“嘉庆”句抬头略高,名款“观奕”句位置偏下以作呼应,显然是又遵循古人上款高下款低的惯例,并不是故意的“别出心裁”。显然,之所以如此违背题款的规矩,不过是作伪者为了与《阅微草堂砚谱》所收缺角小砚真铭有所区别,刻意抹去仿刻的痕迹所致。只是如此一来反而欲盖弥彰、弄巧成拙,倒成了伪铭的一大硬伤。

此砚的题款格式谬误明显,是为作伪者照搬《阅微草堂砚谱》缺角小砚的剽窃之作,这件事的喜剧性在于:这件“赝纪”居然骗过眼高过顶的砚界大佬康生;从而使纪晓岚无端地遭受了一通恶损,引发出一个砚史上的大冤案,也可以说是那个动荡乱世的一大奇观。

 

 

图注:

1.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纪晓岚款绿端砚康生墨书铭

2.《阅微草堂砚谱》所收缺角长方形素池小砚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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